明朝那些事儿 读后感香港赛马会开奖结果

更新时间:2019-10-24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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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历史是什么?历史就是那些残台断瓦、古庙荒冢吗?就是那些发黄的书本吗?不是,历史本身很精彩,历史可以写得很好看。《明朝那些事儿》的作者当年明月以小说的形式向我们讲述了一个朝代的崛起。

  朱元璋生于乱世之中,背负着父母双亡的痛苦,从赤贫起家,他没有背景,没有后台,没有依靠。他曾经乞讨过,他曾经当过和尚,他的一切都是自己争取来的,他经历千辛万苦,无数次躲过死神的掌握,从死人堆里爬起来,掩埋战友的尸体,然后为了给所有被害死的百姓报仇,他继续前进,继续战斗。最后,推翻了元朝,1368年正月初四,朱元璋在应天宣布即皇帝位,定年号为洪武,国号为明。从此以后,天下百姓被元朝统治了68年后终于迎来了一个新的朝代。

  “我真的好想再活五百年。。。。香港赛马会开奖结果。”,每当听到这气势磅礴的歌曲,我都会想,那些处于权力顶峰的帝王们,他们步入人生暮年,看着锦绣山川,遥想着当年的丰功伟绩,但这一切在历史的面前的多么的渺小,在这种强烈的对比下,他们会做何感想?朱元璋从社会最底层,凭借自己的勇气与决心,一步一步地向上攀登,最终成为了大名天下的创造者。是的,其实命运之神并不存在,他也不会将什么宝剑和天下交给一个乞丐,在那绝望的日子里,并没有人去同情和可怜这个人,他的一切都是自己争取来的。

  通过阅读这本书,我明白了坚强的意志和勇敢的决心可以战胜一切困难,执着的信念与无谓的心灵才是最强大的武器。

  展开全部史书读得不多,《明朝那些事儿》是读过的史书中比较另类的一本。该书语言流畅,时不时调侃一下,真可谓轻轻松松读历史,舒舒服服品古人。只是书中没有引经据典,也未注明出处,是否完全符合史实,咱也就没法考证了。好在它说的事儿,跟我这些年东鳞西爪地积攒起来的明史都对得上,我也就认为它是真的了。

  《明朝那些事儿》的第一部从明太祖朱元璋出生写起,直到永乐帝朱棣登基为止。算是一部朱元璋传和半部朱棣传。

  朱元璋在中国历史上的皇帝中,大概是唯一的一无所有的贫农,是通过造反才拥有了天下。放牛、乞丐、做和尚、造反、做皇帝,一份十分简单的简历。没受过教育,却是个军事天才,也是个人事管理天才。

  朱元璋小时候深受元朝的腐败统治之苦,因此痛恨官员的腐败。做皇帝后,对腐败官员大肆杀戮,却没有止住大明王朝的腐败。这大概就是当今社会对腐败官员大开放生之门的历史依据。

  朱元璋有个座右铭:“你的就是我的,我的还是我的”。靠着这样的逻辑,天下一点一点地被他收入囊中。他是成功的,他的逻辑也被很多人信奉着。

  朱元璋为了保证天下是自己的,也是他的继承者的,精心、刻意地做了许多的安排,夺兵权、杀异己,却无法保证天下从他的继承者手中被夺走。

  看来,无论你多么强大、多么精明,你可以将别人的东西巧取豪夺过来,却无法阻止他人又巧取豪夺走。皇帝如此,官员如此,商人如此,所有强者皆如此。

  而历史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物书写的,因此应该是生动活泼的,而我们以前面对的事枯燥的叙述和总结,根本无法引起我们的阅读欲望。下面是我认为的一些有哲理的线“我相信我是对的”。

  在通往胜利之门的路上,你会捡到很多钥匙,这些钥匙有的古色古香,有的金光闪闪,但只有一把才能打开那扇门。

  在进行决策时,会有很多人在你耳边提出他们自己的意见,将他们手中的钥匙交给你,让你去选择,但这个游戏最残酷的地方在于:

  在战役实施中,只有一个时机是最适合的,能抓住这个时机的,即是天才——拿破仑

  2 越接近对方的水平,就越了解对方的强大,就会越来越畏惧。当他的畏惧达到极点的时候,也就是他能与对手匹敌的时候!

  3 每一种主张的背后,都隐藏着某种势力或者利益的群体。如房地产商一定说房价会不停的涨,电信公司一定说自己的收费很便宜一样。而农民的主张只可能是种地或者收租。

  4 张士诚是一个有着坚强的意志的人,他白手起家,最终成就一方霸业。但他的缺点和他的优点一样突出,作为乱世群雄中的一个,他有着小富即安的心理,却并不明白,在这样的环境中进行的,只能是淘汰赛,胜利者只有一个。

  5 人生最痛苦的地方不在于有一个悲惨的结局,而在于知道了结局却无法改变。

  6 是的,命运之神其实并不存在,他也不会将什么宝剑和钥匙交给一个乞丐,在那绝望的日子里,并没有人去同情和可怜这个人,他的一切都是自己争取来的。

  7 大家应该从朱元璋的话中吸取教训,一般领导提拔你之前总是要打压一下的,所谓磨练就是这样来的,千万不要为此和领导闹意见,否则就真有可能一辈子压制下去了。

  8 朱棣过于得意忘形了,他似乎忘记了他当年是怎样战胜比自己强大的敌人的。决定战争胜负的并不一定是先进的武器和士兵的数量,而是人的决心和智慧。

  9 于是,当年的那个一心为民请命、为国效力的单纯的读书人死去了,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跃跃欲试、胸有城府的政客。

  也许在很多人看来,这也并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,只不过是一个人对自己人生的选择罢了,但问题在于,解缙在作出这个选择的时候忘记了一个重要而简单的原则,而正是这个简单的原则断送了他的一生。

  10 青少年时期的艰苦经历磨炼了杨士奇,使他变得老成而有心计。他为人十分谨慎,别人和他说过的话,他都烂在肚子里,从不轻易发言泄密,他是太子的忠实拥护者,却从不明显表现出来,其城府可见一斑。

  而杨士奇之所以能够有所成就,其经验大致可以概括为一句话: 刚出道时要低调,再低调。

  11 经历了那么多的波折和阴谋,自己身边的同伴不是被杀掉,就是被朱高煦整垮,为了自己的信念,杨士奇忍耐了很久,他曾经有很多机会向朱棣揭发朱高煦的不轨行为,但作为一个政治老手,他十分清楚权力斗争就如同剑客比武,一击必杀才是制胜的王道,因为一旦宝剑出鞘,就没有收回的余地。

  漫长的200多年的明朝历史,从朱元璋被迫起义到崇祯自缢,走得如此艰难,却又如此辉煌。历史的长河里,永远不乏耀眼的人物,即使车轮滚滚,不曾停歇,这些明星一样的人物,依旧可以穿透沉积的尘埃,光彩夺目。

  或许自己一直都是肤浅的,看待历史,大多数时候,只是知道,而不是理解,在上下5000年漫漫历史里,我更偏好群雄并起的春秋、战国甚至三国时期,因为有太多的英雄豪杰而令人神往。对于明朝,除了昏暗恐怖的特务统治,惊世的发家史,朱棣夺位,郑和下西洋,知道的太少,也不甚感兴趣。然而,用了四天时间,如痴如醉的看完《明朝那些事儿》七部,渐渐明白自己的浅薄和历史的厚重:由无数人书写的历史,每一段都是血与泪的坚持和斗争的结合体,每一处都值得尊重。历史之所以这样走,自有它的道理,冥冥之中,前因后果,循环反复。每个人都在努力的扮演自己的角色,或奸诈,或刚正,或跳梁,或迂腐,他们都有自己的位置,推动着历史的发展。更重要的是,这本书让我看到了,支撑中国5000年历史不曾间断,不断发展的原因,也是中国人无论面对怎样恶劣的情况:八国联军侵华;慈禧乱政;日本侵华;仍然能够站立并战胜的原因:几千年历史和文化积淀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气节和悲悯!(ps:这是日本人怎么都学不会的一点,因而注定他们的失败)

  《明》中谈到,作者最佩服的人的排行榜,排在第一二位的不是开国大帝朱元璋,也不是万国来朝的永乐大帝,不是改革首辅张居正,不是徐阶,更不是袁崇焕,而是王守仁(王阳明)、于谦。此二人被作者捧至圣人,而在我看来,未有丝毫失言。他们以一颗装着天下苍生的悲悯之心,严于律己,以超人的智慧救百姓于水火之中,虽说是为大明天子卖命,但又何尝不是为了天下太平,百姓安定,最为难能可贵的是,他们坚守自己的良知。那么多优秀的天才,却多少因私欲贪念而做出令人不齿之事(贪污、玩弄权术),虽有海瑞,但他除了清廉,能力却实在有欠缺,只是一个标杆性人物。而王、于二人,一个平定天下却不沽名取利;一个临危受命,以文臣之躯,抵挡数万蒙军;他们以自己的智慧和气节赢得所有人的尊重!然而有另外一个人令我泪流满面,“不求残财,不求富贵,不求青史留名,有雄浑之气,万刃加身不改之志——杨涟”,或许有人会说这是中国士大夫的愚忠,然而我却在他身上看到相似的人:黄继光、董存瑞以及无数为了新中国的诞生而献出生命的英雄们。这不是愚昧,而是忠于自己和对天下苍生的悲悯,纵使身受酷刑仍坚持自己的信念,身在封建社会,这代表着对皇帝的忠诚,是社会发展的局限,然而在战乱年代,这代表的就是民族的气节,是中国人不可战胜的力量来源!!

  在中国古代历史中,任何一个朝代都不可能完全安定和平,不是外敌就是内部斗争,而明朝更为甚之,蒙古从未消停,内部宦官、文官、皇帝斗得不亦乐乎。然而这个朝代却仍然走了200多年,因为这个朝代有一批优秀的官员,如夏言,如徐阶,如张居正……,没错,他们也玩弄权术,但他们是为了实现他们的理想,治理大明王朝,让国家强盛,百姓安康,或许他们的手段方法不尽相同,但这个目标,让一切都变得可以原谅。书中有这样一段话让我记忆深刻:“无论遇到多么的的困难,有多少人攻击你,只要有两样东西,就一定能够胜利,那就是信仰和良知。”正是凭着这个,夏言击败刘瑾,徐阶斗下严嵩,忍辱负重,终成就一番伟业,永远不要责怪上天的不公,如果经受不住它的考验,又如何能名垂青史。

  200年的明朝史,放在漫漫历史长河中,跑狗图论坛也不过时一段篇章而已,然而历史,总是在以不同的方式不断重演,下一段历史的书写者,正是握着笔的我们,在这浩瀚星河里啊,你我可否放下一只小船?!

  展开全部儒、佛、道三教合一的思想,初起唐。三教讲论,虽肇始于北周武帝时,然直至唐代始以儒、佛、道三教名流论难为风尚,并渐由论难而趋于融汇调和。罗香林《唐代三教讲论考》一文,通过对唐代三教讲论的具体考察,指出三教归一之旨,在唐代久已普遍朝野。(1)三教讲论导致了学者以释道义理解释儒家经义,从而促进了儒家思想的转变。显然,宋人理学,唐人已开其先绪。(2)至宋,宋儒周敦颐辈援佛入儒,革新儒学,形成理学。这已为学术界公认的事实。(3)及明,尤其是晚明,三教合一的思想更成一代思潮蔚为风气。?关于明代三教合一思想的研究,中外学者已有部分的研究成果。日本学者荒木见悟在《明代思想研究》、《明末宗教思想研究》二书中,专以管志道、林兆恩、屠隆三人为个案,考察明末儒、佛、道三教的调和思想。(4)而岛田虔次更是通过对晚明士大夫生活与意识的勾勒,以说明三教合一思想对士人生活的部分渗透。(5)柳存仁著有《明儒与道教》、《王阳明与佛道二教》等文(6),比较系统地厘清了明儒与佛、道二教之关系。而李焯然对明代著名学者焦的三教观所作的个案分析,无疑更有助于理解晚明三教合一思想的深入人心。(7)明代儒、佛、道三教合流,是以儒家学者为中心,并由众多名僧、方士参与其间,互相交游,互为影响,最终导致佛、道的世俗化以及儒学的通俗化。本文与前人研究的不同之处,则在于将思想史或宗教史的课题,以社会史的角度加以考察,亦即通过综合剖析明儒三教合一之论,或者来自佛、道人士的对此论的响应,以阐明这种观念对晚明思想、文化的深远影响,以及在明代士人和民间生活层面所烙下的种种印记。?

  明代儒、佛、道三教的合流,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综合的考察,即三教合一思想在明代的滥觞及其流衍,三教堂(或阁)的出现,以及士大夫与佛、道人士相交成风。?

  明太祖朱元璋首开明代三教合一风气之先。太祖曾经入寺为僧的经历,使他洞悉佛、道二教阴翊王化的玄机,深知佛、道二教内部的弊端,并力行整顿。在此基础上,明太祖进而提出了三教并用之说:若绝弃之而杳然,则世无神鬼,人无畏矣。王纲力用焉。于斯三教,除仲尼之道,祖尧舜,率三王,删诗制典,万世永赖。其佛仙之幽灵,暗助王纲,益世无穷。(8)朱元璋曾自制僧律二十六条,颁于皇觉寺。内一款云:凡有明经儒士,及云水高僧,及能文道士若欲留寺,听从其便,诸僧得以询问道理,晓解文辞。(9)明经儒士、能文道士留居僧寺,其实就是鼓励僧流参儒、道二氏法度,所透露的基本信息则是三教合流。?

  上有所好,下必应之。朱元璋提倡三教并用,其臣下随之极力鼓吹。宋濂号称明初文人之首,侍奉太祖左右,明太祖旨意,故对禅学也深信不疑,并对佛教的作用也称颂有加。他说:大雄氏之道,不即世间,不离世间,乌可岐而二之?我心空邪?则凡世间诸相,高下、洪纤、动静、浮沉,无非自妙性光中发现。苟为不然,虽法王所说经教,与夫诸祖印心密旨,皆为障碍矣。(10)明代学者罗钦顺称宋濂学问,一生受用,无非禅学而已,(11)可谓一语中的。除宋濂外,明初学者中,主张三教合一,肯定佛、道功能者,颇有人在,诸如乌斯道称:佛亦赞天子之教化;张孟兼则将道家世俗化,从而达到佛、道相融的目的;而陈琏则更将道、俗合而为一,认为道教虽以清净为本,而未尝以捐绝世务为高(12)。如此等等,不胜赘举。

  明成祖朱棣起兵靖难,夺取宝座,得佛教名僧道衍(即姚广孝)之力不小。于是即位以后,对佛教多有佑护。成祖朝时大量善书的编撰,说明三教合一的观念已得到朝廷的普遍提倡。如朱棣在《孝顺事实》一书中,显然已将儒家之孝道与道教的感应思想结合在一起(13)。除《孝顺事实》外,明成祖还敕撰《为善阴骘》一书。通过阴骘观念,教化民众行善积德,从而使儒、佛、道在阴骘观念上趋于融合。(14)而仁孝徐皇后所撰之《劝善书》,无疑是对成祖《为善阴骘》一书的回应,从而将儒、佛、道三教劝善之言熔于一炉。(15)所有上述御制书或敕撰书,均以儒家的五伦甚或孝道为中心,别采佛、道劝善之言,以为佑护、佐证,儒、佛、道融而为一。综所周知,这些书籍陆续被颁发于天下学宫,为天下士子所必读。由此可见,它们对儒、佛、道的合流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。

  王阳明在明代学术、思想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,而在儒、佛、道三教合一观念的流衍或变迁中,王阳明更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在他以前,固然明太祖、成祖倡导三教合一,亦有学者宣扬三教合流。然究其本质,不过是藉佛、道的威慑作用,暗助王纲。所注意的是佛、道的善化功能,所采用的方法亦不过是流于表面的援佛、道助儒。而王阳明则不同,他是援佛、道入儒,创制心学,其影响及于整个晚明思想界。尽管阳明集子中也不乏辟佛之言,而其根本则由王门后学陶望龄一语道破天机,即阳抑而阴扶也。使阳明不借言辟佛,则儒生辈断断无佛种矣。今之学佛者,皆因良知二字诱之也。(16)阳明学术得益于佛、道二氏之处颇多,尤其与禅宗的关系更深。他的心学,即由禅宗即心即佛发展而来,而禅宗关于定与慧的关系问题,更为王阳明寂与照的关系所取代。此中关系,明末清初学者张履祥已洞察秋毫:三教合一之说,莫盛于阳明之门。察其立言之意,盖欲使墨尽归儒,浸淫至于今日,此道日晦,彼说日昌,未有逃禅以入儒,只见逃儒以入释,波流风煽,何所底极!(17)

  事实确乎如此。王门后学,大多逃于禅释,主张三教合一。在晚明,以王门后学为中心,再有其他一大批学者与之呼应,三教合一之说一时甚嚣尘上,甚至其影响及于科举考试的八股文字。为叙述方便,下举罗汝芳、王畿、袁黄、李贽、屠隆、陶望龄、陶?龄、公安三袁(袁宗道、袁宏道、袁中道)、竟陵派钟惺、李元阳、管志道、焦?、林兆恩等人为例,以考察晚明三教合一之风在学术界的流行。?

  据明人记载,罗汝芳深嗜禅学,家中方僧常常满座,以致两子皆为所诱,一旦弃父母妻孥去,莫知所终。(18)王畿虽曾区分儒、佛之异,更深究王学与养生家言的差别,然无论从其为学过程抑或部分宗旨来看,也不得不借重佛、道。他曾说:吾儒极辟禅,然禅家亦有不可及者。(19)

  在明末,袁黄与李贽均是妇孺皆知的人物,他们的学说已深入人心。究他们两人的学术特点,事实上也是混佛老于学术,儒、佛、道三教熔于一炉。正如明末学者张履祥所言:近世袁黄、李贽混佛老于学术,其原本于圣人之道不明,洪水猛兽,盖在于人之心术也。(20)袁黄的出名,其实就是他所作的《功过格》一类善书,而此类善书的中心思想,仍是报应、阴骘,其根本则是儒、佛、道三教合一。而李贽更是断言:儒释道之学一也,以其初皆期于闻道也。(21)屠隆自称好谈二氏,对佛、道均持肯定的态度。他认为佛宣教淑人,亦辅儒者之不逮;他专写《十贤赞》一篇,首列老庄,称老子为吹万布德,真人是储。(22)

  陶望龄、陶?龄兄弟对佛、道二教揄扬甚力。陶望龄在参禅方面追求的是真参默识,并对当时京城官场中以攻禅逐僧为风力名行很不以为然:吾辈虽不挂名弹章,实在逐中矣。一二同志皆相约携手而去。(23)陶龄在学术上受其乃兄影响颇深。他在三教思想上最著名的论断就是对儒、佛、道三教不作优劣判断,断定同为日月。(24)

  在公安三袁中,长兄袁宗道嗜佛、道二氏最深。宗道认为,三教主人,门庭各异,本领是同,这就是学禅而后知儒。他的目的当然是借禅以注儒(25)。袁宏道关于儒与老庄同异之论,实具儒、道合一因子:问:儒与老庄同异。答:儒家之学,顺人情;老庄之学,逆人情。然逆人情,正是顺处,故老庄尝曰因,曰自然。如不尚贤,使民不争。此语似逆而实因,思之可见。儒者顺人情,然有是非,有进退,却似革。夫革者,革其不同以归大同也。是亦因也。但俗儒不知,以因为革,故所之必务张皇。(26)而袁中道同样也是三教合一的信奉者。他认为:道不通于三教,非道也。学不通于三世,非学也。(27)

  竟陵派文人也主张三教合一。钟惺至年四十九时,始念人生不常,认为读书不读内典,如乞丐乞食一般,终非自己心得。(28)而谭元春之论佛,也取其治化作用,肯定佛所以辅帝王治天下之书也。(29)

  在晚明倡导儒、佛、道合流的思潮中,李元阳与管志道是两位颇引人注目的人物。据载,李元阳颇究心释典,以参儒理。其学以佛入,以儒出。他主张儒、佛、道合一,认为:天地之间,惟此一道,初无儒、释、老庄之分也。(30)管志道的学术特点,就是希望以佛教西来之意,密证六经东鲁之矩,并收摄二氏。当然,他的思想仍以儒学为正宗,佛、道只是为儒所用,正如他自己所说:愚尝谓儒者不透孔子一贯之心宗,不见乾元用九之天则,不可与护持如来正法。(31)焦?堪称王门后学中最朴实的学者。他对各种学术兼收包容的胸怀,以及所独具的大文化观,无不证明其在明代学术史上的地位,显然与明初的宋濂有一脉相承之处。一方面,他不辟佛、道,断言释氏诸经,即孔孟之义疏也(32);而对道家,也不是采取简单的排斥,而是分门别类,以恢复道家的本来面目(33)。另一方面,他又将儒、佛、道三教统一于性命之理。(34)这显然说明,一至焦?之说,明代三教合流已趋于总结。?

  在三教合流之风中,有一人值得引起注意。他通过向民间进行活动,将儒、佛、道合而为一,创立了独特的三一教。他就是林兆恩。在晚明,凡主张儒、佛、道合一者,都对他推崇倍至。如管志道弟子顾大韶,就认为兆恩之学,以儒为表,以道为里,以释为归,故称三教也。(35)?

  儒家文人、学者主张三教合一,很快得到释、道二教人士的回应。如释清上人就曾找到了很多儒、佛相同之处,诸如:儒曰无极、太极,即佛所谓万法归一、一归于何处;儒曰读书不如静坐,即佛所谓不立文字,直指明心见性成佛;儒曰毋意毋必,毋固毋我,即佛所谓真空绝相,事事无碍。(36)显然,这是儒、佛合流之论。这种认识的取得,与其阅读儒书有关。而在晚明,佛僧喜读儒书者亦不乏其例。如释戒征,喜读儒书,而词翰俱妙,有前人风。(37)

  太仓海宁寺僧善定能讲四书,里中子弟从之游。(38)如此等等,馀不赘举。而道教人士在对待儒、道关系方面,也有合流的趋势。如冲阳子宋王献曾有一段说道新论,反映了道士在动、静关系上,已与儒家有相同之处。(39)

  孔子、释迦、老子并祀于一堂之类的三教堂,至迟在元代已见其例。一至明代,则蔚然成风。照例说来,孔子祀于学,佛氏祀于寺,老氏祀于观,原本俱有定制,各不相混。可是,在明代,却流行将孔子、老氏、佛氏并祀于一堂。鉴于此,朝廷只好下令禁止。明永乐三年(1405),朝廷颁布禁令,禁祀孔子于释老宫。(40)然三教合流毕竟已是大势所趋,尽管朝廷一再申禁,但禁令往往是徒具虚文。在明代,世人多以儒、释、道合为一图,或者塑像于寺观。释以佛居中,道以老子居中。甚至出现了穿戴为道冠、儒履、释袈裟之傅大士。(41)

  这种行为并非只是盛行于佛、道,同样为一些儒家人士所恪守。如陈白我,建三教堂,奉孔子暨二氏(42)。又宾州有一座三教阁,居人杨凤云所建,阁有孔子、释迦、老子三像。(43)

  一旦儒、佛、道三教圣人共聚一堂、一阁甚至一图,那么三教之间的界限已是混淆不清,这在民间的祠庙中反映尤为明显。这可以析为以下三种情况:一是儒家人士的祠庙,却由僧、道管理。如徐州祭祀汉高祖刘邦的祠庙,其香火由僧人管理。(44)二是原本为道教系统的神祠,却也有僧人住持。如太仓刘家河天妃宫,永乐初建,以僧守奉香火。(45)三是儒家的祭祀人物附设于道观中。如苏州广陵王祠,祀吴越中军节度使钱元 及其子文举,即设于城内三茅观。(45)

  上述种种,固然与当时思想界儒、佛、道合流的趋势桴鼓相应,但也与朝廷祀典、礼仪的含混不清乃至失察有关。明帝国以儒教立国,这勿庸置疑。然而堂堂帝国,每遇大朝会时,百官习仪却不在国子监孔庙,而是在佛寺或道观,先在庆寿寺、灵济宫,后定于朝天宫。(47)朝廷如此,地方官员也只好照章办事,不必去追究是否符合儒家信条。如杭州钱塘县,每岁造土牛,均在灵芝崇福寺迎春。(48)这就是最好的例子。

  士大夫从小接受的是一套良好的传统儒家教育,理应是儒学的维护者。可是明代的士大夫,无论是阁部大臣,抑或州县小吏,无论是在职,抑或乡居,均是佛、道的倡导者,甚至成为佛教寺院的护法。(49)当时的风气,就是士人以与释、道二教人士相交为雅。所以,对佛教的贡献,正如明人瞿汝稷所言:夫近时之士大夫,皆诵法孔子者也。所望创僧庐,市僧田,以招致拨草瞻风诸龙像者,惟诵法孔子诸贤是顿,则儒之有庇释也,不信然哉!(50)明人蒋德王景也说,晚明的士大夫,无不礼《楞严》,讽《法华》,皈依净土。(51)

  早在明初,就有一些僧人善于词翰,与士人交往密切,但只是仅见的例子,不成气候。中期以后,以至明季,由于儒、佛、道三教合流渐成气候,士人与僧、道相交更是不争的事实。这种风气主要反映在以下两个方面:一是僧、道不守清规,不在僧寺、道观清戒受持,而是到处游荡,游方僧道遍地皆是,尤以京师为甚。如明人言:京师,僧海也。名蓝精刹甲宇内,三民居而一之,而香火之盛,赡养之腆,则又十边储而三之,故十方缁流咸辐辏于是。(52)二是士大夫师事沙门,大族中妇女、子弟甚至拜高僧为师。如张履祥揭示道:近世士大夫多师事沙门,江南为甚。至帅其妻子妇女以称弟子于和尚之门。(53)这种风气仅仅是儒、佛、道合流的综合反映,而其具体的表现,则为士人与僧道相交,恬不为怪,甚至引为风雅。?

  尽管明太祖朱元璋倡导三教合一,但他又深知佛、道一旦深入民间,与世俗混淆,并成立带有浓厚世俗色彩的民间宗教,就会对传统统治构成威胁。这一点已为元末红巾军的历史所证实。朱元璋对此抱有清醒的认识。明帝国一建立,他就开始整顿僧、道门风,严禁僧、道与世俗混同。自正统以后,僧徒冗滥已是不争的事实。而在这些僧徒中,很多没有取得国家的合法度牒,多为私自剃度,其间的成分也就相当复杂,有因户内丁多、求避差役者,有因盗事被发而更名换姓者,有系灶丁灶户负盐课而偷身苟免者。成分如此复杂,加上出家为僧的目的又不一,以及商业发达以后所导致的城市生活繁华对僧徒的诱惑,难免使僧徒耐不住寺院的寂寞,萌生享受世俗生活的贪念。与此同时,僧人以民间百姓为门徒,垄断民间修斋作福之类的佛事,并在岁时节序至民间打秋风,获取斋粮,(54)如此等等,无不都是佛教与世俗发生联系的反映。

  何为佛?何为佛事?在儒、佛、道三教合流过程中,明代士大夫对这些问题的回答,无不带有世俗化的倾向。?

  首先,父母是佛。早在明初,明太祖就规定下了僧道拜父母的法令:凡僧尼道士、女冠,均需拜父母,祭礼祖先。(55)一至晚明,更是出现了父母是佛、尽孝即为礼佛的观念,将佛教伦理与儒家孝道观合而为一。如李元阳认为:父母是佛,不用远慕。(56)陶?龄则对家人说:堂前有活佛,即是汝辈之敬田;坐上有穷亲,即是汝辈之悲田。(57)言外之意也是认为照顾父母与穷亲同样就是虔慕、布施。而袁中道更是主张:三教门庭异耳,其重孝等耳。(58)这显然是以儒家孝道观为中心,将儒、佛、道三教融合在一起。?

  其次,心即佛。如万表认为:夫佛者,心也,心即佛也,心外固无佛也。外心以求佛,是废畎亩而望雨谷于天,终必饥亡而已。(59)从禅宗、王阳明到万表,这种思想可谓一脉相承。事实上,心即佛,即王阳明心即良知的翻版,似乎无甚新意,而其实际意义却不容忽视,也即它最终导致了佛光的消散,佛教的世俗化。?

  再次,禅是刚。如李廷机谈禅最为切实,确与说龙肉而不能饱人者迥异。他将禅定为割得断、刚(60),从中所透视的底蕴仍是实心为国为民任事这种世俗的实用价值。此与张居正从佛事中悟得任事,倒是一脉相承。而张居正的实心任事精神,则又导源于《中庸》的诚或者孟子的大丈夫。?

  第四,世事即佛事。这一说法来源于王阳明哲学,即阳明学说中为学不离官事,从官事、簿书中求良知。这类思想,可以李贽之说为代表。李贽曾说:天下宁有人外之佛,佛外之人乎?换言之,他主张,所谓阿弥陀佛也只是寻常孝慈之人而已。(61)钟惺更是由此推论:所谓佛事、菩萨行,亦不得舍寻常慈孝之事之行,而别有所谓事与行也。(62)?

  僧道号称出家人,自应六根清净,一切世俗的享受,均在摒弃之列。明初,朱元璋曾在法律上限制僧人娶妻行为的发生。可是,一至晚期,在佛、道世俗化的过程中,僧人娶妻已不乏其例。明代的民歌已经道出了和尚娶家婆的事实。(63)究其实,则是色欲难戒,向往世俗人的生活。于是,有一些僧人开始从《西厢记》这样的淫词艳曲中悟道。(64)?

  在明代,僧人有妻室已是习以为常。如凤阳大龙兴寺,在明初时,据太祖敕谕,只有前辈老僧方可有妻室。其他后进僧人,如果也有妻室,即使在寺中辈份较高,下面的僧人也可以加以凌辱。但是,到了明末,僧人一概荤娶,也无差累。福建邵武、汀州的僧人,也都娶妻。寺僧数百,推一人削发,馀如民俗。云南大理府僧人均有妻子,亦谈儒书。(65)

  僧习为市,固然与释家本色不合,却是晚明僧人的实录。据记载,晚明一些村落中老僧,已将居积致富视为治家本业,反而将听讲佛经视为邪道。(66)。

  村落中老僧尚且如此,居于城市之僧更不免为市习所染,日为治生计。如苏州虎丘山寺,其师澄公率二三僧徒,日为治生计。而苏俗缁流,市酤以为常。师不得已,偕众之海虞市井,不二价,远近归之。息颇赢。(67)于是,一些寺庙净地却与民居相杂,而僧习为市,已不复知雉发为何事。(68)甚至杀生酗酒,也成为禅门众僧的本色行当。(69)

  僧与士人相交,事实上已是结交官府的开端。这是僧人参与朝廷政治的表现。尤其是一些京师大刹,多为太监所建,一些官员就通过结交僧官,再通过太监这层关系,以使自己官运亨通。(70)僧人与官场打交道一多,势必也受到官场习气的影响,于是一些僧人开始模仿官场称谓,在僧人中间也流行起诸如老爷一类的称呼。(71)

  与佛教的世俗化相应,明代的道教经过三教合流之后,同样有趋于世俗化的倾向。这可以从明人李天木之论中,看出一些端倪。李氏之言,简易平实,大体谓道不离日用饮食,不必绝俗离世,长往深山也。(72)道士一旦流变为方士,其世俗化的特点就更为明显。明代方士大多游于公卿之门,有些甚至受到皇帝的宠信,如成化年间的李孜省、嘉靖年间的陶仲文。而其下者,则流为巫公、师婆、火居道士,从事民间的宗教信仰活动。火居道士,即道士中有妻室者。而道士之妻,则称道嫂。究明代火居道士、道士的动向,也已开始蠢蠢欲动,一有机会即参与反叛朝廷。如苗贼作乱时,火居道士李珍、武当山道士魏玄冲均参与其中,(73)即为一例。?

  儒学本无神秘的内容,本来就是世俗的东西。一至宋代理学,援佛入儒,将天理推至自然法则这一定理,好高骛远,顿成玄虚,似乎已多少带有一点神秘化的因子,而与世俗相去渐远。王阳明心学的崛起,其最重要的意义,是将玄虚的天理回归为人本心内的良知,由此带来了儒学的世俗化及通俗化。?

  王阳明心学的最大特点,就是求道不离却世事、人伦物理。而王氏后学论学,也大多具有这种特色。如王畿就主张即业成学:人人各安其分,即业以成学,不迁业以废学,而道在其中。(74)李贽认为:穿衣吃饭,即是人伦物理。(75)袁黄则强调业中求道,而且将治生产业亦视作求道之业。(76)而万表不但承认吏隐,而且主张商隐。只要是有道之士,只要严守中之所存,就不必拘泥于是否混迹于名利之场。(77)

  自从王阳明创立王氏心学并主张人人皆可为尧舜之后,王氏后学一直在寻找使儒学大众化的道路。即以罗汝芳讲学为例,在他看来,无论衙役、门子、皂隶,只要真心向学,均可以成为圣贤。(78)正是因为有了这种信念,晚明学者讲学多不区分参与者的身分,目的就是为了使儒学通俗化。譬如,王畿在太平创立的九龙会,初时只有举业子参与其间,既而闻人皆可以学圣,合农工商贾皆来与会。(79)冯从吾与同志在西安宝庆寺讲学,旬日一举。越数会,凡农工商贾中有志向者,咸来听讲,且先问所讲何事。(80)

  儒学一旦通俗化,与民间农工商贾、仆僮炊妇辈结缘,难免会出现俗化的现象。民间出现称孔子为孔圣人老爷,(81)事实上就是晚明儒学通俗化的必然结果。?

  在晚明儒、佛、道合流的过程中,从士人中游离出山人这种特殊的社会阶层,其实并不足怪。原因很简单,随着儒、佛、道合流而来者,为儒、佛、道的世俗化,而其世俗化的特点,无非就是嗜名、求利。即以禅宗为例,在明末已成为文士之变相,而其特点,正如张尔岐所言,不过是士人好名的积习所致而已。(82)士人好名积习难改,然士人谈禅说玄,难道仅仅是为了钓名?事实并非止此。随着儒、佛、道世俗化的深入,所谓的名士,亦并非清慎干净,更多的是带有世俗化以后的因子。正如陆文衡所揭示,在明末,欲成为名士并不难,只要有数十金,出入于礼忏会、赌博场即可。(83)正如作者所言,此言虽谑,却是切中世情。那么,当时的世情又是如何呢?这可以黄宗羲的一段话作为概括:余尝言,今日士大夫,大概多市井之气。(84)所谓市井气,说白了,仍然不过是求利意识太浓。?

  从这种角度而言,山人的出现则是最好的反映。何谓山人?原本应该是一些隐居岩泽、身自高洁之人。那么,晚明的山人又如何呢?恰如明人董斯张所言:古岩泽有宰相,今市井皆山人;古簪珥有丈夫,今冠裳多婢妾。(85)换言之,晚明的山人,不过是一群挟诗文以奔走公卿之门的布衣,多有市井气。?

  导源于明初的儒、佛、道三教合流思潮,经过明代中期的发展、演变,至晚明而成一时风气,并开始向世俗化方面演进,其影响已是相当深远。假若说倡导三教合流者多为士大夫的上层,而其影响则已及于一般士子。万历以后时文中风行佛经、道藏之语,(86)就是最好的例证。?

  儒、佛、道合流的一大结局,就是导致儒、佛、道世俗化。所谓世俗化,就佛、道而言,就是从远离人情物理的虚寂、玄远世界,回归充满人情意味的尘世;而从儒学的角度来看,就是从程朱理学那种极端化的天理,回复到颇有人情味的良知,贵州贵阳专业厂家推荐焊烟净化器处理风量彩霸,从而与近代化的进程桴鼓相应。?

  毋庸讳言,随着儒、佛、道三教的合流,儒、佛、道世俗化的深入,不免产生了一股狂禅的习气,从而导致士人逾越礼教的规范,纵欲主义的思潮泛滥;甚或佛、道二教清净门风败坏,僧人、道士趋于无赖化。?

  从明代儒、佛、道三教合流观念的变迁来看,初期合流不过是藉此维系礼教秩序下的传统统治。而至中期以后,士大夫或逃释,或趋玄,三教合流已成定势,无不说明理学已是穷途末路。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,一些儒家异端分子从儒家阵营中游离出来,举起三教合流的大旗,从而使这一思潮更加深入民间,并在晚明各个文化层面烙下深浅不同的印记。?